到了北京就打你大哥大

2006年春节前的两天，北京冷的让人开裂。我躲在现代城一个有两层玻璃窗的写字楼里，揣着手机，额头冒汗。还有十二个小时，如果肯特黄还没有给我电话，我就回家了。这是我在十二小时前给自己的最低纲领。然而我又修改一次，好了，最后二十四小时，如果肯特黄还没有来北京，我真的就回深圳了。这个决心下了之后，我跑下楼去跟最后一个离开公司的同事吻别，并且拉住这个小妞跟我吃了一顿牛肉拉面。

她不可思议地吃着红烧牛肉，不可思议地瞪我：大过年的还回去啊？想拿最佳员工奖啊？我埋头苦吃，哽咽着点头。本来我早该回去了，可是肯特黄一个该死的电话，让我立刻变成一个头上写着“拼”字的最佳员工，死钉在北京了。

这个身高大约1.71米的胖子不是什么玉树临风的男人，卖相离英俊还有三站路，中文名字难听的让人不想记住。肯特黄在我要回深圳的前一天，鬼鬼祟祟地摸上线说：我下周就回国了。我们欢欣鼓舞了一下，然后发现彼此的时间表根本对不上号。根据我在他回国日程表里的重要程度，我排到了过年前的最后几天。同理，根据他对于我的重要程度，我根本没时间，当然本着八年以来深厚的感情和彼此一再说明强调对方其实很重要，我们把见面时间定在了春节前三天，北京见。他深情地说：到了就打你大哥大！

上海徐汇区赵家花园，你喝醉了

2001年一个孤傲的小胖子，瞪着他清亮的大眼睛坐在淮海路的某个酒吧里。酒吧里有无数让人垂涎欲滴的妹妹走来走去，可是小胖子只能面对他面前的那个。我跟老六隔了一张桌子，不停地审视胖子和他妹妹的状况。那时候，我和老六每天写给对方一句非常有哲理的爱的箴言，比如：只有相爱的才会认为他们的相遇是一场偶然。肯特黄千里迢迢地从美国回来的原因说的感人涕下，说是一定回国要庆祝他两个最好的朋友偶然相遇了，然后人五人六地跑来上海，居然是为了见他在美国就网恋了大半年的一个妹妹。2001年的肯特黄沉迷网恋，这谁都知道，因为他打字快，声音好。这个妹妹长的跟他真像，都是大眼睛并且无神，都性格内向并且不爱说话，身上的颜色都不超过三种，从远处看就像两个树桩在喝啤酒。老六跟我说，一年前肯特黄去美国前来上海也见了一个妹妹，也是这个酒吧，他们三个人坐了一宿，就他一个人在说话，其它两个可能在用第六感交流，然后我们对彼此有这么多话说觉得非常感恩。

肯特黄是地道的广州人，广东人普通话说他那么好的很少：我姓黄，大肚子黄，不是王。他快毕业的那年还矫情的混进了学校的文学社里，目的也许只有一个：认识一些爱好文学的妹妹。很遗憾最后跟他还谈文学的妹妹可能只剩下我了，我在中山大学巨大的操场边上忍受蚊虫叮咬听他谈卡夫卡，然后清纯并且天真的指望毕业后跟他混好了。我简直无法相信，这人跟我证实了几次世界其实是虚无的以后就移民去美国了，偶尔还假装关怀地问我毕业论文怎么样了，实在不行就去美国跟他挤地下室。师傅领进门，修行看个人，肯特黄在被我用十封电子邮件唾骂之后给我介绍了老六，他在EMAIL里面拍碎了胸脯地保证，这是他最好的哥们，在上海，路子比他野。

在漫长的2000－2001年，肯特黄每次回国定是要来上海探望我们，在徐汇区一个叫赵家花园的小居室里，他左手抓着老六，右手还是抓着老六，把老六的两只手恶狠狠地握在一起，喝醉了的肯特黄口齿不清楚地说：你们一定不能分开。

人喝醉了说的话，都很感人。

2002年的深圳，每天睡觉起来都能发现一栋新房子

我知道肯特黄结婚的消息时，他其实已经离婚了。这种过气的新闻还是我在同学聚会时，听一个学姐说的，我才意识到，我们已经有很久不曾联系了。我要肯特黄在电话里面老老实实交代，他一定要我给他座机号码。当他打过来的时候，居然先怒气冲冲地质问我：上海区号什么时候改成：0755（深圳区号）了？！最后本来应该是我拷问他的，变成他审问我了。

我说：没什么，反正就是分手了。

他说：没什么，反正就是离婚了。

我躺在四周空旷，小小的床上，被他唤起来的记忆显得凌乱不堪起来。在很多时候，我们可能只能自己去经历那些奇异的苦乐，那些具体而琐碎的疼痛，再多的不堪与孤独在朋友的问候里只会变成清脆的几声没什么。

2002年的深圳没有现在这么多房子，我总是觉得每天睡觉起来就能发现一栋新房子，一周后，他请我在蛇口吃烧烤，并且送了我一本厚厚的达利画册，说是想起来我过生日专门回来看我来着，这种巧合的事情又被他描绘成专程亲自和特别来看我了。可是很明显，他这次是回广州卖房子的。肯特黄祖上好像是什么清朝的大官之类的，反正他们整个家族都神秘地分布在世界各地，并且在广州还有多处神秘房产。中大读书时，跟他逛街，逛到花园酒店对面的酒吧里，他指着那个两层楼的小别墅，愤然地说：我们家的，以前。88年160万卖掉的，现在应该2千多万吧。我是那个时候铁了心决定跟他谈文学的，这样一个没落贵族的后代，所幸长的不好看，不然我该怎么办？

   在纽约你居然卖出去一千个流氓

肯特黄在美国生活的最初几年很辛苦，刚过去的日子他拍地下室的照片给我看，布鲁克林区，意大利老头家里地下室的一间，没有窗子，很狭小堆了很多书，他住在卡夫卡和村上春树中间。好不容易有了些起色，遭遇了911。我永远记得那一天，我几乎每隔一个小时打一遍他的电话，我和老六换着打，总是无法接通，打到后来，我开始发疯，对老六说：你，就是你，你这个恐怖份子！

后来，肯特黄说了好几遍当天的情况，绘声绘色的，听的我耳朵都起了茧子，我所知道的就是，911之后他又失业了。2002年的一天，他神秘兮兮地问我：国内现在流行些啥？我说流行分手啊。他呸了我几声，问流氓兔是不是特流行啊。我说是啊，哎哟长得还挺像你，头上插马桶刷。这个人居然突然对流氓兔热心起来了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重大阴谋。那个晚上，他给我描绘了一片美好的国际商务蓝图，流程是：我去广州上下九路以批发价进一千个流氓兔手机链，零钱包等小玩意，然后邮寄到纽约，他将以八倍的价钱卖出去。我们赚人民币和美金的差价。天才！肯特黄。他还强调，不能用联邦快递，必须走中国邮政，这是小本生意，要控制成本。天才！肯特黄。

肯特黄花了一年的时间出售了这一千个流氓，具体的销售手段我搞不清楚，总之在2003年他再次回国的时候，他给了我五张面值100的美刀。那天，我们趴在中大的球场边上，小风凉凉地吹，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：世界其实还是虚无的。

八年了，肯特黄

1998年，我怀着对文学纯粹的敬仰，一头扎进文学社认识了很不纯粹的他；

1999年，我说我喜欢达利的画，他说他喜欢春树和卡夫卡，我们为此吵了一架，然后他请我喝凉茶；

2000年，我养了一只上海鸡，取了他的英文名字，做为回报他养了一只叫我名字的纽约羊；

2001年，我分手，他离婚，这年到处都是恐怖份子；

2002年，国际贸易，流氓兔年。

2003年，我们拿着一千美刀，坐在学校的操场上他一张，我一张，算了好几遍；

2004年－2005年，我们再也没见过了，他起码说了四次回国，其实是去相亲，都放我鸽子了；

我坐在两层玻璃的落地窗前，北京下雪了，真冷啊，又是一年春来到，HI，大肚子黄，你可知道，我们认识八年了，这是不是有点重大？我在玻璃窗前一笔一划地写着:八，八，八……